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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和可吃的东西，对挨过饿的人，应是难以忘怀的。初到美国，住在一个美国人家。看主人家煮鸡肉前先把鸡皮和脂肪剔除，扔进垃圾处理机。我心里面直想把那些好吃的东西抢救出来下肚。
  今年国内的几场水灾，使我想起家乡和童年，想起了洪水和饥饿，还想起了已经过世的内祖母和外祖母。在老家浸水埕（想想这街名：浸－水－埕！）的是内祖母。那时家里穷，印象深的是上小学第一天吃到的第一碗猪肝面线。不记得那时吃过干饭。稀饭是真正稀稀的那一种，而且经过几捞。第一捞较有饭粒的是给在小学教书的叔叔，他赚钱养家。第二捞是给我，大概因为我小，又是长孙吧。印象中我都是跟祖母睡。睡房后窗通到邻居的天井。邻居是制作花生贡糖的，因此常有香味飘窗而来。有一天，祖母踮着小脚，站在高凳上隔窗递过几枚铜钱，换回来一块还有点烫手的贡糖，全部给了我。我大约十岁的一天晚上，祖母和我在斜对面的邻居家坐到很晚才回来睡。半夜（或凌晨）我起床小便，看到祖母躺在床前的地上。我摇她不醒，就把床上她的圆筒枕头拿下来，垫到她头下。然后端了高凳，打开大门的上下两道门栓，到斜对面的邻居家叫人。但已经太迟了。她应是脑冲血死的。
内祖母家这条街（更准确说是巷子）虽然以水命名，但真正经常浸水的，却是外祖母家的王公巷。每逢“中秋桥”大水，涨潮时（我的家乡旁临九龙江）整条巷子都被水淹。对过路人来说，特别是码二（石码第二小学）和二中（现在的一中）的学生，是麻烦些。对小孩们，做大水的日子应是些生机盎然的日子。拿纸叠，或把柚子（文旦）皮 翻过来，就可以当小船。大水一般只到膝盖深，而且潮退水也退了。但有一年，水淹进外祖母家，久久不退。我们几个表兄弟姐妹们就在大表姐亚滨的率领下，躲在柴堆上玩“菇伙”（真菜梗菜叶，假炉灶锅铲的家家戏）。有一年（约六一年）洪水更大，据说（我当时在福州）整个石码镇都淹了。二舅母有一架胜家牌缝纫机，海澄姨父游水进屋，用桌子把它垫高，结果仍浸了水。外祖母家有一棵龙眼树，一棵枇杷树，还种了许多葡萄。那龙眼树，每年都把那淡黄色的小花送到树下小屋里我的书桌上。那枇杷树，我常爬到它的树叉上，躲在浓阴里看书（是看书，当然也夹带一把时刻准备着的弹弓）。那葡萄，祖母则把它酿成每年春节桌上的甜蜜醇和的葡萄酒。夏天，她常和邻居们聚在小巷（即王公巷）骑楼下的两旁谈天。中间留下可供两个挑担人察肩而过的通道。过路人都认识她，叫她“许婆”。冬天，祖母常拢著铜手炉，坐在她房门外石臼旁的小凳子上，边晒太阳边把舅母为人做衣服余下的布头布尾一针，一线用手缝成百布衣。那是厚厚实实的黑色蓝色灰色（那年头的时髦色）灯心绒和卡其布，加上十斤重的棉胎，则成了祖母的大棉被。祖母的内孙外孙共有十五个（六八年与祖母合照），几乎人人小时都在她被窝里睡过。所有的内外孙，不分乖不乖，都从祖母那里得到爱。有一天，我和云鹏表弟出去玩，见他手上有了一张一角钱的票子。我问他，他说是祖母给的。我连忙也跑回去跟祖母要，也得了一角钱。我后来跟妈妈说起这件事。妈妈说云鹏的妈妈有寄零用钱在祖母处。一角钱有多大呢？当时的一分钱可以买到两条“陈皮条”。一分钱就是原先的一百。我所熟知的一个人，小时候的雅号叫“一百”，因为她常跟在大人后面，追要一百钱。有一次海澄姨父用自行车载我和云鹏去二十一公里外的漳州市。到达以后，用一角五分钱买了一碗炒面，三个人分吃。
燕南 199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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