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六年

我中学六年，都在家乡中学龙海县第一中学。龙海一中最早叫龙溪二中，因为那时龙溪和海澄是两个县，而龙溪县政府是设在漳州，在漳州的是“龙溪一中”，在石码的叫龙溪二中。后来，在漳州的“一中”成了漳州一中；我们的学校成了龙溪中学。再后来，龙溪县与海澄县合并“龙海县”(现改市)，在石码的中学成了龙海一中，在海澄的中学成了龙海二中，本文的“一中”，都指我就读六年的这所龙溪中学或龙海第一中学(见左图)。

刚解放时，一中的校长是陈毫知。由于不是党员，他的头衔是”代校长“。后来，党员朱振民来当校长，陈毫知先是成了副校长，然后被排挤到更小的学校去了。说排挤，是因为在朱校长手下，排挤是党的政治挂帅，或阶级路线，的体现。在他手下被调离，甚至被解职的教师是很多的。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蔡秉廉，和高中的语文老师郑建臻都是从一中解职的。两位老师都是彻底的斯文扫地的。曾经看到蔡老师在街头巷尾检鸡粪，曾经看到郑老师给人家挑水。(后来，到一九七七或七八年，蔡秉廉老师才落实政策回到一中。郑建臻老师的命运不知。)

挑水，是因为我们的家乡石码镇原来没有自来水。石码镇沿江(见右图,击打图片即可放大)而建。从码头到住家十几分钟可到(当然，都是步行)。所以，江水成了人们的生命线。有条件的人，喝水都从江里挑，或自己挑，或雇人。大部份人洗衣服也是到江边的。小时候，我们不会挑水，也没钱雇人，但我们那里的人家里都有井水。所以，我们喝井水用井水。我们家的井水很浅(不到半人深)，而且肯定含有许多硷。洗脸的毛巾，往往一两个月就破成碎片。九龙江到石码镇时是淡水，到海澄也是。再下游到浮宫、白水，则淡水咸水混杂。(再往外，就到厦门了。)水是淡水，但挑水的人一般都选涨潮。因为退潮时污物多，而且水位低，得从长长的石码头走向江心。后来，有了自来水了。但挑水仍然是免不了的，因为自来水只装到街头巷尾。人们仍然要挑着大水桶去向管自来水的阿婆阿伯买水。

检鸡粪，则是社会底层的底层的了。石码四乡的农民，长年到石码镇为居民倒人粪便。他们登堂入室，把居民的便盆便桶提到门外，倒入他们带来的大桶或大车，然后再把便盆便桶洗了放回去。做这些事不仅没报酬，到了年底，他们还得分钱或大米给居民们。大便给农民兄弟处理，每年分红一次。小便则是居民自卖，即卖即得现钱。一桶小便，可卖一角到一角五分钱。收买小便的也是四乡的农民。挑桶呼喝“买尿”的农民，每一天都会从门口走过多次。妈妈回忆说，内祖母在世时，缠足的老人家每天上楼到我们房里把尿收走，然后倒退着一步步下楼梯，把尿集在一起卖。在生活水平极为低下的年代，石码镇的普通居民，大小便都可卖钱，买东西也都论分论角的。我刚上初中时，得到的助学金是甲等，每个月九块一角，因为我是全校唯一的烈士子弟。我把九块给妈妈，自己留下一角当我的零用钱。这一角钱，我换成每个一分的小铝币，分成四堆，每堆用一星期。一年后，班主任蔡秉廉把我的助学金降为乙等(应该是七块到八块吧)。他说，我们家有三个人(我，妈妈和弟弟)，家母每个月工资二十四块，人平均是八块，已经是当地的生活标准了。有一次我们一家三人吃饭没菜。正好门外传来“买硷灰”的吆喝声。我连忙把木材炉的灰烬掏了出来，卖了一分钱，并用这一分钱去街上买了酱菜。我们那里是水果之乡。龙眼(见右图)上市的时候，就有孩子沿街拣龙眼核卖给药铺。其他可以卖钱的东西还包括晒干的柑桔皮，鸡毛鸭毛，牲畜骨头。还记得到菜市场找熟人买到还带肉的大牛骨，一斤一角。肉剔了吃，骨熬成汤，剩下的牛骨一斤仍可以卖八分钱。石码居民常有养鸡的，用竹编的鸡笼罩着，放养在家门口。蔡秉廉老师落难时，就拿着一个小铲子，到有在门口养鸡的居民家，把鸡笼移开，把鸡粪铲乾净，再把鸡笼放回原位。

一九五七年我是高中一年级学生。这一年的夏天，大人们刚刚结束“反右派”。妈妈的单位里有人被打成右派。龙海一中和其他教育部门被打成右派的，或“内定右派”的，也都处理(劳改，解职，或降级)完了。上面又来指示*，要在中学生中开展“大鸣大放”。朱校长(左图为2004年上了央视的朱校长)作了几次动员报告，要同学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情帮助党整风，并保证说，不会在中学生中戴帽子抓右派。学校里的竹棚大礼堂里拉出一条条麻绳，让同学们贴大字报。发表过有爆发性言论的同学，得到了朱校长大会表扬。记得有人提到了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占领中华国土的问题。我很羡慕得到校长表扬的同学，却苦于没有独到之见。中学六年，管图书馆的郭伟华老师都让我在图书馆帮忙。我可以自由出入图书馆，自由借书。当时图书馆还雇了一位在漳州高中毕业，但考大学落取的回乡青年。我那年十六岁，他则是二十出头，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我很崇拜他，把他当大哥哥看。我让他把我的名字，和各个学科(如语文化学三角几何)都写出来，然后依样画葫芦模仿他的字体。写大字报也是到图书馆去，我口述他缮写。有一张大字报，我说俄文太难学，应该取消。再一张大字报，我说刚解放时，政府和街道年年有给烈军属发钱和慰问品，现在是一年少过一年，是过河拆桥。听到这里，大哥哥把笔一扔，骂了我，不替我写了。

一两星期后，风声遽然紧了，朱校长突然在腰间佩戴了手枪，显眼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在大字报区见到我，他问我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正惭愧自己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分量的观点，他悄悄说，你是烈士子弟，可得站稳阶级立场啊。再过几天，全校性的辩论会开了。然后，是各个班级开辩论会。双方平等大辩论最后成了一方批判一方的声讨会。我们班里六个有右派言论或立场的同学是没有被“戴帽”，但到一九五九年高考时，这六个人全部落榜了。其他同学都上了大学或大专，但上的学校，是跟政治表现和阶级路线直接挂钩的。成份较差或家庭有人有历史问题的，都到了较差的学校。表现特别好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如徐庆源，卢元利，去了那年新开的中国科技大学。(1959年高考录取名单见下面链接。照片与名单均由许永义同学提供。)徐庆源和卢元利是朱校长在我们那一届培养的唯一的两个学生党员。徐庆源(见右图)与我同班，他不仅门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而且各方面表现突出。慰问烈军属时，他曾经带同学到我们家洗地板。有一次生物课作试验，老师拿出针筒，问谁可以献血。六十人的课堂顿时萧然无声，只听见坐在最后面的徐庆源应了一声，走到讲台前，把手伸给老师。在老师取血那个时刻，本来个子就高的他，显得更高大了。

中学时代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一个同学。他高我一届(或二届)，父亲是草药医生，在街上有一个铺面。可能是因为成份不好，他拿不到助学金。那时候，石码四乡的农村学生都到龙海一中读高中。有很多的寄宿生，很大的食堂。我就看到他就在大家吃完饭后，到一个个饭桌上，拣起桌上剩下的饭菜，塞进口里去。作为一个高年级学生，公开拣同学们的剩饭吃该是多么无奈，该要多大勇气！后来，听说他的同学们给他筹了吃饭钱。他毕业了，也上了大学。从那以后，在茫茫的人生征途中，我常遇到困难，常觉得窘迫，有时甚至也觉得走投无路了。但每当我想到我的这位高班同学，我就又获得勇气。

上面谈到这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大哥，还曾在另一件事救了我。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各个学科都有教参，即老师教学参考书。我就借来一本历史的，一对，历史老师讲课的内容，竟然是百分百的照本宣科。我正在做对照，给老师发现了，一把把书夺走，并上报到学校。图书馆的郭伟华老师把我叫了去，气得脸色都白了。那本书，竟然没有记录在我的借书证上。郭伟华老师生我的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她以为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信任。她指着我的借书证，问我：这本教参怎么没登记？原来，我要借书走的时候，管图书馆的这位大哥告诉我，教参是内部图书，用我的名义登记不好。他就登记在他自己的教工借书证上，把书转借给我。幸好是这位大哥(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更可惜他第二年就自杀了)，学校不能怪郭老师把教参借给学生，郭老师也就原谅了我。郭老师对我特别疼爱，因为她先生和我的先父是同学。由于郭老师给我的特权，我得以流览了不少藏书，包括少年人愿意看的东西，如中国的郭沫若文集，和外国的希腊神话，等等。不过，我对这位历史老师(黄国栋)一向是很敬重的，因为我见过他把他母亲背在路上走。他是孝子。黄老师后来也被清洗了。郭伟华老师文革中也遭了殃，被从图书馆赶去油印室打杂。我未曾给她任何报答，只有在她去世时，和我组上的同事们去她家致哀。那是一九七七年间。朱校长(他那时当了县教育局局长)把我从我正在落难的白水中学调回到母校教书，并让我当英语教研组的组长。

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外界的干预或帮助，尤其在少年时期，是至关重要，不可忘怀的。谨以此文记念施恩于我的诸位师长和学长们。

*根据同代人的回忆，中学开展“大鸣大放”应该是五八年。接着就是“大跃进”“大炼钢”了。

• 龙海中学1956级初中毕业照
• 龙海一中1959级高中毕业照
• 龙海一中学1959级高考录取名单
• 照片：在家乡石码读中学
• 梦归西湖
• 杀猪十二
• 祖母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