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解放后不久的事。石码镇叫三区，仍在原来的镇公所办公。新仙街街政府是新事物，挂牌在一座庙宇里。妈妈在那里当文书，我常带弟弟去那里玩，但十分害怕草丛里的蛇。街长是方文宝，也算一方长官。有一次我和弟弟，及云鹏表弟在街上走，一个骑脚踏车（那时叫自由车）的人从弟弟旁边闪过，只听弟弟叫了一声，鲜血从他额角流出来。我连忙追在自由车后面，在那人拐进锯木厂前把他揪住。回来看弟弟，路旁卖烟丝的老阿婆已经用烟丝给弟弟止了血。那个肇事的人跟我们到陈中坚的诊所，弟弟的伤口缝了几针，贴上白纱布，风光了好一阵子，还留影在一张黑白照片里。印象深刻的是方文宝那时在漳州（龙溪县县城所在地）开干部会，听到这事，托人带回一封毛笔写的信给那个肇事的人。信中一句话是：你自由车也骑得太自由了吧！署名：新仙街街长方文宝。收到这封信，那个肇事者连忙提了补品来家看弟弟。记得里面有一瓶黑色的补血剂。

不过，不久我就把街长告了。起因是省里办了所烈军属子弟学校（小学），三区有个名额，说要送我去。文宝街长，还有我的姑婆，都不让我妈妈放我去。他们说，去福州要坐一夜的车，我年纪太小，等等。那时我十一岁，最远的就是坐过两三小时船去厦门，步行或坐自由车去过五公里外的海澄。记得那时走路去海澄，要走两个小时。我和云鹏表弟沿公路旁刚收割完的稻田一路玩过去，钻到稻草堆里，用稻杆作小人。俯着电线杆听，如果听到轰鸣声就断定说汽车要来了。有一次，真的遇上一辆客车，人家还真让我们上车。那时的汽车是车后挂一个大锅炉，烧木炭起动，好神气的。这次听到坐车可以坐一夜，我就坚决要去。遇见区里的吴元波，我就向他说街长和姑婆落后，拖妈妈后腿。

文宝街长挨了区里批评，只好动员妈妈让我去。五二年春节刚过，妈妈给我准备一个小旅行袋，里面还装有半只烧鸡。区里的吴元波和方渊朝送我去漳州。专区（龙溪专区）公署各县选送的烈军属子弟共有七八个孩子，由专人送我们去福州。那时防台湾蒋介石空袭，汽车只开夜间。我记得到了学校所在地，睡眼朦胧地由保姆帮我洗脚，然后就去睡了。我编为八队十五号。一个队是一个大宿舍，住不同年龄段凑成的二十来人，由一个保姆负责。八队的保姆是姓柯吧？潘健飞应该是五队。五队进去另有一个单间，应端章老师就住在那里。我到的时候，读五年下期，是子弟学校第二届学生（毕业证书是“军字”编号的）。

我所以马上提到应老师，是因为我曾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一本大部头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我真以为那是一本谈炼铁的书。后来发现是小说，就悄悄地，一次又一次地，在老师宿舍里把这本小说读完了。读完后，对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没有感觉，倒是十分羡慕保尔有个强壮的大哥哥。那个时候，我是什么书都读，只要有。在石码时，读过家里的各种杂志、小说、剧本，以及妈妈的毕业年鉴。在学校里（西湖小学），中午午休时间学校出借棋类游戏（象棋、军棋、跳棋）和袖珍本读物，许多童话书就是那时读的。读过的外国童话有一则是一个孩子被后母迫害，几次被后母骗到树林里去，然后就被扔在那里。聪明的孩子第一次放石子作记号，第二次用树枝，第三次用豆子，却被小动物把豆子吃掉了。当爸爸从香港回来厦门，妈妈带弟弟和我去看他时，晚上住在旅社，我一直不敢睡，生怕爸爸妈妈夜里从二楼沿街的窗户用绳子溜下去，抛下我和小弟弟。

到子弟学校的第二天，我就要找学校的图书馆，没有。洗完脚没拖鞋穿，我只好找块厚纸板穿条绳子当木屐。赵妈妈（驻厦门部队赵参谋长的夫人）来看我，看到我赤着足，就用她的手丈量我的脚，说要买鞋子给我。我很高兴，老师却说，快了，就要发放下来了。福州天气冷，我的手很快生了冻疮。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画了一双生冻疮的手。很快，妈妈给我寄来一个包裹，有一双她编织的羊毛手套和半斤玻璃软糖。（玻璃软糖就是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的软糖，明白吗？）从老师的办公室拿到包裹出来，我就把软糖分给跟我要好的同学。潘健飞当然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女同学全雪薇。雪薇跟我同桌，我们一起读童话书。有一本童话是一个孩子去到一个镜子国。一切东西都是镜子里的倒影，连名字也倒过来叫，“小朋友”成了“友朋小”。于是，我们也把彼此的名字倒着叫了一阵。四十年以后我来到美国，名字真的被倒着叫了。

话说刚到学校，还没上课，东西还没发全的日子，我，还有其他外地来的同学，开始想家了，福州本地的同学有家可回，还可以上街，我们外地同学出校门要老师批条，上街要老同学带，想吃“光饼”（戚继光饼）和 煮荸荠得由女同学去路口代买。于是，我们一群外地生常常跟传达室的吴微玑捣乱，趴在校门上，踢木门，哭着闹着要回家。后来，出门在外的日子渐渐适应了，东西也渐渐发齐全了。不但有拖鞋，还有用呢军装改的服装，还有大牛皮鞋。老师带我们去看电影或去温泉澡堂洗澡时，我们在大街上就排队踏正步，很威风的。吃饭是八个人一桌，一天除了三餐，上午第二节下课还有点心，如生番茄。身体特弱的同学，魏校医还要管着他们饭后排队去吃鱼肝油。我们一个人一个月有八块钱的伙食费。在一九五二年，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可能跟一打三反运动有关，有一段每天还分配二个同学去厨房监督，叫“帮厨”。轮到我跟雪薇帮厨那次，我们俩称黄豆泡豆芽时看错了斤两，泡了一大桶黄豆，让全校师生吃足一星期的各色各样的黄豆制品。

我照样“喜欢看课外书”（班主任评语），因此作文成绩最好，常常得到96分。写起“我的理想”，“我的志愿”，从来是壮气满怀，曾经说过要上蓝天当飞行员，也说过要学高尔基当大文豪。那时候一切向苏联学习，连我们理的发式也叫“一边倒”。“斯大林爷爷”去世时，我们小朋友们都带上黑袖圈。在子弟学校读了一年半小学，有几件值得一提的傻事惊险事呕心事遗憾事和得意事。一件傻事是上自然课读到血丝虫记在心里。去西湖公园玩把钢笔的笔套掉进水池，看得到却不敢下去捞。第二回去西湖玩不甘心再去看，笔套不见了，却出现在公园门口的修笔小摊上，于是花了一毛钱买回来。惊险事跟西湖也有关。那是一次雨后和一个同学去西湖公园玩，我们从操场上涉水过去，突然整个人陷进一个深坑。爬出来后把大皮鞋吊在脖子上走在街上，路边的人还问我们卖不卖鞋。一件呕心事是学校组织小朋友们打苍蝇。我们要排队守在粪坑的盖子旁边，一个人守几分钟打苍蝇，然后放进火柴盒里上缴报数字。那股呕心味，今天似乎还闻到。最遗憾的事是毕业前夕老师同学们交换照片，我统统藏在一个防蚊头罩里，放在教室的抽屉里。结果连头罩被人偷了。那头罩是一毛钱从学校里买的，没什么。可怜是我失去了几乎所有的照片。最得意有两件事。一件事是由我起草，由倪耀福抄写，代表学校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中央办公厅回了信，还寄来两位的照片。另一件事就是跟个子比我大的胡贡帮打架，把他压在第八大队他床边的地板上。带着这股锐气，一九五三年夏天我从子弟学校毕业回到家里，当天就替弟弟和十二（十二是租我们楼下房子住的小孩）报了仇。弟弟说，对面大厝埕里新来一户人家，那家的小孩一看到弟弟和十二经过，就会出来打他们。我跟在弟弟和十二后面出门。果然，那家伙高高持着一个竹竿远远地就冲了过来。不用说，我接了过去，抓过他的竹竿就折成两段。哈哈，难怪我是子弟学校第二届同学里唯一适龄而入不了少先队的（另一个没红领巾的是大姐陈文萍－－她超龄）。后来，我也进不了共青团，入不了共产党。这是后话了。

• 1993年的一封信
• 子弟学校照片
• 子弟学校有关资料
• 在福州读小学
• 五十年后的小学同学集会
• 王瑞生: 校长王贻珠
• 王瑞生: 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散记
• 梦归西湖
• 杀猪十二
• 祖母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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