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生: 访原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校长王贻珠

一位新四军女战士的传奇经历
——访原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校长王贻珠
王瑞生 (原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54届毕业生)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拜访了居住在福州市委龙华园干休所的原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校长、新四军老战士王贻珠同志。

老校长今年已83岁高龄，虽然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记忆力极好。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50多年前的学生。她说：“都多少年了，还难得你来看我。”对这位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恩师和校长的老革命，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烈军属子弟学校读书时，她既是校长，又兼任我们的历史老师。同学们特别爱听她的课，尤其爱听她讲的战斗故事。因为那些故事有好多是她亲身经历的，尤其是她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更是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当时，只要是王校长的课，大家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教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即使再顽皮的学生此时也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讲到动情处，老师和学生一起欢乐一起流泪，那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谈到这些，老校长的思绪又回到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新四军中年轻的女军工战士

王贻珠原籍上海。1941年，年仅19岁的她刚从上海苏州中学（因苏州沦陷，暂时迁到上海租界）毕业，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向往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毅然投奔新四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此时正值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为艰难困苦的阶段。

为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和敌、伪、顽的猖狂进攻，我党中央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即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王贻珠一参军就到了新组建的新四军一师一旅（叶飞任旅长），开始被安排在战地服务团，不久又被派到旅部教导队学习（后合并到抗大九分校）。由于王贻珠是高中毕业，在当时的部队里算是个知识分子，学习结业后被留在教导队当教员，一直干到1943年。此时，抗大九分校开始整风，她投入了整风运动，并在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和物资供应，日寇更是加紧对我根据地的封锁。要扭转这种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力更生，搞好军工生产，装备自己。陈毅代军长曾在一次会上说：“轻视兵工工作等于残害自己，是必须纠正的。要了解兵工工作比吃饭更加重要。”于是，新四军一师军工部于1942年4月在苏中启东县海复镇正式成立。由师后勤部党委书记罗湘涛任部长兼政委，程望、顾吉祥任副部长。那时不仅人员少，也没有什么设备。粟裕师长要师部通知所属各旅，把大学生和学过技术的人员调出来，分配到军工部，并先后从延安抗大和抗大九分校，调进两批共数十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师部即派采购科长张渭清（即电影《51号兵站》“小老大”的原型），到上海采购回一批五金材料、工具及各种机床20多台、无缝钢管450多米（做迫击炮炮身用）；同时，买回许多中外技术书籍、化学器皿、计量仪器等大量做实验用的设备，保证了军工生产的必要条件。张渭清不仅冒着巨大风险采购到大批物资，还在上海动员120多位技术工人和老师傅，到军工部工作，有力地增强了军工生产的技术力量。

我因在上海苏州中学学的是化工科，当我1944年6月从抗大九分校学习结束后，自然就被安排到军工部工作，同去还有10位同志，这样我就正式成了新四军的一名军工战士。

--一次意外事故的幸存者

谈到在军工部的那段难忘的经历，老校长显得格外激动。因为在那里，她不仅留下了青春的印记，还洒下了自己的一腔热血。她回忆说，军工部驻在苏北宝应县林上庄。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村民都以捕鱼为生。军工部设在一座破庙里，各科室和人员住的都是土墙茅草房，条件十分艰苦。我被分配到工务科。这个科由程望副部长直接领导，既是机关又是车间，既搞生产技术管理、工艺设计研究、计划调度和质量检验，又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炮弹的整个生产过程，包括制药、装药、装配炮弹，都在这里完成。我负责制造火药，并向炮弹、子弹里装药，装雷管引信和整个装配检验等工作。经常与火药打交道，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当时我们都年轻，都抱着誓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爱国热情投身革命的，不怕牺牲又胆大心细。即便如此，难以预料的偶然事故还是发生了。

那是1944年夏天，我正和工务科的同志围着一张桌子敲打着缴获来的日寇炮弹，想从中挖出炸药。组长张云白是个大学生,在上海学过化工,能看懂英文书籍。他告诉我们:t.n.t炸药（黄色炸药）是高级炸药,受一般冲击不会爆炸,只有引信中的雷管起爆,才会引起爆炸。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我们还不能制造这种炸药,只好从缴获敌人的炮弹中挖出,再配入我们自制的黑火药,这样就可以把一发炮弹改装成两发。但是,1944年的日寇已临近末日,他们生产的炮弹已不能用很纯的 t.n.t 炸药,而混装了一种质次的苦味酸炸药。这样,操作过程中的危险性就大得多了。

那一天上午，我们冒着盛夏的炎热，汗流浃背地工作着。正当我们紧张而认真地“挖”药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们全都炸懵了。我当即被炸晕倒在地，顷刻昏迷了。待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门板上，胸部和右臂已被人用绷带包扎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我和同时负伤的同志都被抬放在3条大木船上。每条船上都选派了三名年轻力壮的船工。烈日下，3条船像箭一般地向师卫生部驻地驶去。我躺在船上，只听得撸、篙的击水声和哗哗的流水声，虽然感到全身疼痛难忍，但仍坚持不哼一声。。

经过大约近四个小时的行驶，船于傍晚到达师卫生部。李振湘部长查验了我的伤势后，认为伤情严重，决定立即亲自为我手术，并实施全身麻醉。当医务人员为我滴麻药，我默默地数到50时，就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醒来时，已是骄阳当空的中午了。为了方便治疗，我们一起受伤的几个伤员被集中在一个病房里。这时我才知道，与我同时被炸伤共有5人，其中杜豪同志因弹片穿入腹中，伤及膀胱，流血过多，转送途中就停止呼吸，英勇牺牲了。炸弹是在张云白同志左手上爆炸的，他被截去了左手。程中浩同志被弹片打断了右臂。还有一位支部书记（名字记不的了）腰部、臂部受了伤。

我是伤在右胸，做了右乳房切除手术。在当时医疗条件下做这种手术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另外，我的脸也受了伤，布满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成了个“大花脸”。同志们都在暗暗为我担心，很难想象，即使我被救活了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既然来当兵了，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军工部领导专程来看望我们，不仅带来了慰问品，还带来了前线胜利的消息和同志们热情洋溢的慰问信，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养好伤的信心。卫生部医疗队的同志更是精心治疗和护理。我手术后的伤口有六寸多长两寸多宽，又遇到感染发炎，大小便一用力伤口就张开。医疗队许士芬队长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她用一块很长的胶布，将两端剪成两个大方块粘贴在伤口上下，把伤口拉得紧紧的，成为一个较窄创伤面，又在胶布中间剪了一道细长的间隙，以便于观察创面，及时排浓换药。这样就大大缩短了伤口愈合时间，加上那时我才22岁，体质也好，不到两个月就奇迹般地完全恢复健康，第一个伤愈出院，回到日夜想念的一师军工部。

老校长当年在给我们上课时讲到这段经历时，总是充满深情地说，你们今天的幸福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是一个幸存者。每当想起那些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我心里就很难受,同时也增添无限的力量。你们要珍惜现在的胜利成果，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抗战胜利后，老校长与在抗大九分校相识相恋的吴光中同志结婚。吴光中同志也是一位老革命，他1938年参加革命，从战士当起，一直当到师政治部副主任，1958年转业到地方工业战线工作，曾任福州机床厂党委书记，离休前是福州市政协副主席。我由于负过伤，组织上安排我在部队做政治工作。解放战争中我在29军军部工作，随部队到了福建。后领导上考虑到我的孩子小，同意我到福州工作。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29军建制撤消，一个师赴朝参战，一个师改为海军，另一个师留守福建。我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了地方。

--为培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

转业后，经省民政厅安排，王贻珠被派到刚筹建的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任校长。谈到这段经历，老校长的神情特别兴奋，她似乎又回到那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和青春似火的子弟学校。

王校长告诉我，子弟学校的前身是1949年12月建立的福建省儿童保育院，而保育院的前身是新加坡华侨为救济在抗战中失去父母的难童所建的难童教养院，也称孤儿院。改成保育院后，规定招收的对象为孤独无依的烈士遗孤、无人照顾的革命军人、干部子女及侨胞子女，共有学生160余人，1950年8月改名为“福建省烈军属儿童工读小学”。为躲避台湾国民党飞机的轰炸，1951年3月，该校全体师生迁往古田县水口镇白马庙，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上课，当年7月迁回福州庆城寺原址。1951年9月，省政府决定将工读小学更名为烈军属子弟学校，直属省民政厅管理，专门招收7——16岁的革命烈士和军人子弟，并将尚在校的非烈军属子弟65人转到福州市工读小学。从1951年新学年开始，陆续招收了100多名新生，学制为小学六年，在校学生最多时达180余人。1952年学校划归省教育厅领导。学校实行供给制，一切经费由民政厅拨给，学生食宿全部免费，服装和鞋帽由学校统一发给。

学校是由人民政府接管了，而且改了名称，但教育体制仍是旧的，特别是教师队伍比较复杂。我上任后，在上级的领导下，首先抓了对教师队伍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除个别有重大历史问题，不适合继续当教师的予以清理和调动外，对大多数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则大胆使用，如吴静宜、肖鹏南、张立德等，后来都成了骨干教师。接着，我们又从师范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和外校选调一批新生力量，充实教师队伍，如应端章、王安枝、倪仰孔、陈国通、施邦椿、林丽生、陈瑞瑛、刘安莉等，就是那时调进的。他们有的成了教学骨干，有的担任了领导。后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师生中广泛开展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整个学校呈现一股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

由于我在部队当了十年兵，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后来又长期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很自然就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学校，加上学校实行寄宿制，师生成天都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我把部队的那一套搬到学校的日常教育和生活中去，早晨要出操，吃饭、看电影、上澡堂、外出参观游览等集体活动都要排队唱歌，晚上九点熄灯睡觉。同时，还规定节假日外出要请假，还校时要销假，学生遇到老师要问候行礼，等等。所有这些，对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和人格修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学生都来自革命烈士和军人家庭，有的是孤儿，有的还跟随父母蹲过监狱，苦大仇深：小的七、八岁，大的十六、七岁，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对生活还不能自理的低年级孩子，学校专门雇了保姆照顾他们。对年龄偏大，但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编为速成班，同时又严格按教育大纲的要求，保证质量，使他们早日学成走向社会。笔者从小家穷失学，1951年入学时已12岁，如按部就班要到18岁才能小学毕业。到校时直接进入二年级，一年后转入速成班，两年后毕业，总共三年完成六年学业。这里固然有主观努力，更重要的是得益于老师正确的教学方法和严格而又充满朝气的学习环境。

谈到师生关系，老校长说，我们那时不管年龄大小，都把学生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有的年龄小的学生晚上还会尿床，老师和年龄大的学生要半夜起来叫床。我和值班老师经常深夜到宿舍巡视，为孩子们盖被子,生怕他们冻着、病着。因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啊。我作为校长，统管学校的行政和党务，同时还兼任历史课老师。上课时，我结合教材，讲述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抗击外国侵略的许多动人故事和我自己经历的战斗故事，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对个别不守纪律、表现较差或学业跟不上的学生，我们加强教育和个别辅导，绝不嫌弃。有的学生过惯了蜜罐般的生活，就忘记了过去的苦日子，不穿学校发的衣服，嫌“土”，吃不完的包子、馒头随手乱扔：有的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花钱大手大脚。针对这些苗头，我们及时开展“不忘过去苦，珍惜今日甜”主题活动，组织大家吃忆苦饭，讲苦难家史。有的同学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传统教育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浓厚的政治空气、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大部分考入中学，有相当一部分人后来考进了大学，其中包括清华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有的直接参加工作或参军入伍。不少人后来成为专家、教授、学者、医生、记者、飞行员、工程师、领导干部等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

1956年，子弟学校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后，宣布撤消，学校改为庆城小学，后逐步演变为福州第十九中学。老师一部分留下来，大部分调往外校。王校长于1954年被调到省教育厅，先后任初教处和人事处副处长，不久调任福州一中党支部书记，为这所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革后，她担任省机电学校副校长，为党的教育事业一直奋斗到1985年离休。

访问结束，我望着老校长的饱经沧桑的慈祥笑脸，不禁感慨万千。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山，不正是像王校长这样无数老革命们打下的吗？我们现在的现代化建设成果不也正是在他们的领导和参与下取得的吗？我衷心祝愿老校长及和她一样的老革命、老同志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王瑞生 (原载于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刊物《战争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