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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老夏
这些日子，竟然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老夏。老夏并不是他的真名真姓。因为他是厦门人，姑叫他老夏。 老夏是大学四年里唯一跟我打过架的人。起因是与我同寝室的姚智荣有一个订书机丢了。有一天，我在对面寝室看到一个低班同学在用。一问，说是老夏借给他的。我回来后告诉姚智荣。姚智荣马上找老夏讨了回来。老夏在走廊上 看到我，责问我怎么说他偷东西。没说两句，挥拳就打了过来。姚智荣正好在他身后，顺手就把老夏抱住。我看到老夏双手被抱住了，乘机往他肚子打了一拳，然后跑回我的寝室，把门锁上。老夏在门板上推打一会，臭骂一阵，后来没动静了。我知道他是回他寝室去了。但以后再见面，他仍然要打我的，因为他个子比我高大。躲着拖着都不是办法，长痛不如短痛，我就自己开门走进隔壁寝室了。果然，他原来在他上铺的床位上躺着，看到我送上门，马上跳了下来，骂骂咧咧地扑将过来。黄文宗在他的下铺，连忙站起身，口里叫“渥渥渥”，双手把他栏着。黄文宗是个对大家都很好的人，有他出面调停，老夏也就罢休了。后来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虽然不再说话，却也相安无事。 那个年代，我们时常有下乡劳动的事。“瓜菜代”那一年冬天(应是1960或61年)去长乐的农村。寒冷的天气还去挖烂泥。女同学杨耀华得了水肿，还拼命拖着，结果晕倒从沟上跌了下来。才干几天，老夏家里来了电报，说他父亲病重。老夏就回厦门去了。两个星期(或四个星期)以后，我们结束劳动，也全部回到福州。不久，就传出老夏受处分了。原来，他的父亲没有生病。是老夏让他的中学同学打假电报来的。系里团总支派人去厦门调查，跟他父母见了面。他父亲是工人，大骂他儿子不孝不争。老夏终于作了检查。由于他是团员，就得了个团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大二或大三，我们搬到楼下的大寝室，全班男生都在一起，还加上几个低班同学。老夏仍然喜欢欺负人，特别喜欢欺负一个低班的同学。那个同学其实身体比他壮，但都让着他。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要跟他打了起来，老夏才收敛起来。 六三年毕业分配，他分到我老家的中学龙海一中。暑假回去，老校长见到我，打听老夏的情况。我没有说他曾被团内警告的事(但档案里肯定有)，更没说他曾跟我干过仗，只说他学习成绩一般。有一年我回去在街头(圆圈)远远看到他。他也看到我，彼此没有打招呼。我的弟弟当时是一中学生，老夏后来教过他们班。弟弟说，老夏知道他是我的弟弟，但对他不错。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黄文宗告诉我，老夏被押送到县看守所了，罪名是企图投敌。审查人员找上门来，调查老夏在大学里的表现，并查问毕业后这几年是否有跟他联系，是否知道他企图投敌。幸好，没有牵连到文宗等大学里跟他较有来往的同学。文革中，我当逍遥派，在家乡住了一年多时间。有一次到母校去找陈桂生。桂生是复退军人，来我们学校(福建教育学院)培训过，后来跟我弟弟很要好，当时是校革委会成员。我问起老夏的情况，他说县看守所刚打电话来，说可以去接他回来了。我没有为老夏说好话，但也同样没有跟桂生提到大学里的事。人各有道。种花者得花，种刺者得刺，一般都是这样的。 一九七七年文革后期我自己回到母校，任英语教研组组长。这个时候老夏已经调到漳浦县了。他娶了一个老教师的女儿，而这个女的老家在漳浦。再不久，就听说他病故了。老夏的一生，有心计但没志气，喜欢取巧省力，却往往误了自己。他是不幸的，但他的不幸，除了得病，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文革中被关押到看守所一事，显然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冤假错案，但跟他自己应该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他是团员，家庭成分也好，本不是运动的既定打击对象。想起老夏，一方面是怀念有恩于我的同学们，另一方面是加深一个信念：即为人应该有志气。这样，当你回顾过去，你将不用为自己曾经荒废青春而后悔。 二○○七年五月三日
另见 |
Updated
November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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