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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机关干部生涯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泰戈尔《飞鸟集》248) 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我预先不知道我会分配去哪里。填志愿时我有说希望去高校或研究机构。但我没有想到要去打听或打点。分配方案公布 那天，我们列队站在系办公楼前等候张榜。老大哥黄文宗过来悄悄跟我说 ，我分配在福建函授广播学校，他、箴英，和林韬也都留在福州。他去福三中，箴英去福五中，林韬去福一中。拿到介绍信去报到，才知道函授广播学校在西门福建教育学院内，人事编制合在一起。由于工资是八月下半月起算，我报完到，领了红校徽和工作证，就回龙海老家了。八月十五日 兴高采烈来 到 教 育学院， 却被告知英语函授广播不办，要我去闽侯一中。 我是很不情愿的：要去中学我不如回家乡中学。但教育厅说我必需服从分配，我也只好去了。
回到函授广播学校，第一个接触的是俄语老师黄孔义。原来函授广播是开设中文 在省教育学院（函授广播学校）的六年间，在可以教书时我还是教得很顺心的。我独力编写辅导资料，还负责闽南片的巡回面授，并因此去遍闽南各个县市，知道、看到了一些在省级机关里不可能知道、看到的事，还交了许多从学员演变来的好朋友。最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学院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包括大量的内部书籍。同时，图书馆开架，不限借书数量。我在这里比较有系统地，按作家和年代读了中外名著和各类“杂书”。跟“反右”有关的内部读物让我进一步认识政治的险恶。《第三帝国兴亡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by William L. Shirer) 使我有机会把现状跟历史作比较。从这些读物中，我得到了政治启蒙。因此，虽然文革是政治狂热的时期，我个人却是相当清醒的，不投入、不卷入；不怕人整，也不必整人。趁大串联，我去了北京两次，并独自去了杭州、上海、大连和广州这些我心仪已久的地方。武斗开始，社会大乱时，我在家乡当逍遥派整整一年，工资每个月由孔义寄到石码给我。运动后期回到教育学院 ，仍然可以做我想学想做的事，包括木工和武术，还交了象慕适这样的好朋友。有一度风行“早请示，晚汇报”。审查对象们低头列队站一旁“请罪”，革命群众们站在老毛的大塑像前三呼“万岁”和“永远健康”。我参加了一次，从第二天起我就提早出门，经过门口站岗的军宣队，去十分钟外的西湖公园晨练了。1969年底，我下放蹲点到南靖县和溪公社，从此离开省级机关这种庙小鬼神大的是非之地。 燕南 200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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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November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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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侯一中，我们四个新老师住在一间宿舍，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两个英语，一个数学，一个中文。平时，我们上完课都回到宿舍里，各做各的事，但友好相处。教数学的吴家琪自己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不用电池，把天线挂到室内电灯线上，就可收听“对台广播”（福建广播电台对台湾
广播）。我开始编一本英语读物，虽然当时没有得到出版。（但十五年后我去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是出版了，所得稿费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周末，我们去工会会议室里打乒乓球，常常打得汗流夹背，精疲力竭。到64年四月，突然通知调我回函授广播学校。由于同时调出的有一个副校长，
因此校方为我们办了欢送宴会。我生来第一次上了宴席喝了酒。
和俄语，现在俄语不流行，改英语，因此调我来。第二个接触的是教育学院的人事干部老刘，他找到我宿舍，伸手就向我要组织关系介绍信。当我告诉他我连团员都不是时，万分诧异的表情，大大地写在他的山东大汉的脸上。教育学院是省级机关，想来，到这种单位的，除了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年轻教师都必需是有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在那个年代，特别在我们这种省级机关，政治气氛的确是浓得很的。在我们那里工作的人有不少是高干和他们的眷属。教育学院的院长陈以一是十三级干部。教育厅厅长王喻耕是十级干部。来给我们作报告时手里永远夹着烟。她是福建省省委书记叶飞的老婆，而叶飞是五级干部。到了文革，他们都挨整了。教育厅和我们搬到闽北建阳一中去办学习班。在大食堂吃饭时，没有桌椅，王喻耕找到几块木头，刚要坐下，就有教育厅的人看到，立马把木头踢开，使她十分狼狈
。我们函授广播学校的主任是陈瑞兰，她的丈夫是省公安厅的付厅长。陈瑞兰倒是很洁身自好的。她上班从不迟到，待人接物也有分寸。因此，她是文革唯一没有挨整的院校领导。有一次我跟几个党员闹意见，开生活会的时候她来了。听那几个党员的话意和其他人的帮腔，是想把我打下去。
我据理力争。最后，还是她发了话，说我是应提防潜移默化，但我的本质是好的，等等。就是她这番话，也因为我是
文革开始时写大字报，他们党团员们都是聚在一起讨论，集体签名的。只有我自己看材料读社论，自己写大字报。开始组织红卫兵时，整个学校只有我和其他两个青年教师够资格。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