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从国内寄来〖厦门晚报〗的一篇文章，那是登在1999年10月9日第二版胡冠中写的《解放厦门纪事》（之二）。文章提到厦门解放前夕被捕遇害的地下党，其中有我的亡夫庄少萍。想到五十年前这件往事，那些生死交加，胆战心惊的日夜，仍然是心痛泪流。

1949年8月，先夫庄少萍奉派从香港来厦门工作。他叫我带着长子燕南和幼子燕北从龙海石码来厦门租屋居住。当时厦门如果带家眷，特别有小孩，住下来较不会引人注意，租房也无需铺保。到厦门第二天，我们就在草埔巷租了间房子住下。刚住下，问题就来了。因为少萍离家太久，幼子根本不认识他，既不让他进房间，更不让他上床。好容易等孩子睡了，少萍才上床，却又被孩子摸到痒处，笑出声来，一下子又被幼子赶下床，并推出房间。少萍只得在客厅里，微笑地等到孩子熟睡。

自1940年结婚，九年中少萍在家时间合起来不超过两年。其中连女儿生病、夭折，他都在外。在香港时，他来信中曾提到生活的艰辛，内战的苦难，并说到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幸福，他准备牺牲自己， 回来迎解放。在厦门的那些日子，见到经常查户口，天天有人被抓。我曾劝他走。他说你也跑我也跑，谁来工作 ，何时得解放？就是这种精神，使他在监狱中宁死不屈，坐老虎凳，受电刑，被打折大腿，最后给侩子手蒙上眼睛绞死，十多人一起埋在厦门第二监狱。厦门一解放，商船还没通，我的弟弟和小叔就雇小船和我去厦门第二监狱。解放军刚把死难者的尸体重新分棺埋好（见照片）。我要求挖开见一面，解放军劝我不要。说很难看，双眼暴出，舌头拖在外面。我说不怕，要看。他们说已经埋两次了，还是不要吧。结果，厦门建烈士陵园时，少萍的遗骸又被重新检放进粗陶罐，移进陵园墓穴里，编号37。有一年我去陵园扫墓，工作人员曾问我想不想把先夫遗骨搬出烧灰，换个精瓷罐再放进来。我含泪摇头连说不要。是啊，已经折腾埋三回了，还要第四回吗？

刚从石码来厦门与少萍相聚那天，雇的人力车半途车轴断了，把我们母子三人带行李摔了一地。后来见到少萍， 他问我给了车资吗。我说人摔了不计较就很好了，还给车资？他说不对，没给车资他怎么修车，怎么生活？在草埔巷的日子，如有人来访有留字条，我会小心地把字条蒇在壁缝里，少萍会高兴地说：对,好助手！厦门解放前一个月左右，少萍晚间没回来。那天我一连打破三个饭碗，坐立不安。第二天，两个便衣来搜查。他们带来五元 光洋和少萍的一张字条，上面说船过三天就要航行，叫我要带好孩子。以前，少萍曾问我，他如死了我怎么办。 我说我也去死。他说不对，你要把孩子带大，替我报仇。这下我知道是出事了，三天后要枪毙。他是叫我赶快带孩子回石码。否则，如把母子也抓去陪审怎么是好。我当即带上孩子，赶上当天最后一班汽船回到石码。那一天是1949年9月19日。当天夜里，解放军来到石码，厦门跟石码的交通就断绝了。（石码有一条街道叫九二零，因此日子好记。）

少萍死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完了。曾听公公叫叹道：咱家中柱梁倒了！不到一年，公婆二老相继过世。剩下我们孤儿寡妇独自走着漫长的艰难的人生路。文化大革命时，石码食杂公司的造反派还把我抓起来两次。第一次是以门窗紧闭，玻璃窗还涂满报纸的房间当监狱。我担心还未成年的幼子，整天以泪洗面，粒米滴水未进。当时不是 闹绝食，而是实在伤心吃不下。现在回想当时情况还要流泪。那天夜里，他们放我回家。可怜我连一瓶热水瓶也提不动了，得把一瓶水先倒光才勉强提着回家。后来，我又被他们关了第二次，关了十几天，开了数次斗争会， 硬要逼我承认当过特务。我想我单独一个人，上下无线怎么当特务，真苯。第二次释放后，我已双目昏花，两块与三块的人民币分不清，不能门市上班。后来是靠幼子细心照料，求医问药，眼力才慢慢恢复过来。当时，他们还威胁我，说要给我坐飞机（文革中双手扳后头压低的体罚）。后来，我果真坐了二十多次真飞机。去年底还把飞机坐到美国来，16个小时没有掉下来，移民来美国与长子一家团聚。感谢胡冠中先生文中提到先夫，使得做了五十年的未亡人的我，又有机会回顾一下这走过来的艰难的日子。

1949年 林守准 摄于厦门第二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