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九岁,我还记得小时候在香港的情景。在那块英国霸占的殖民地上,中国人是多么受屈辱,连“摩啰差”（印度人警察）都可以随意侮辱中国人。我九岁时，日本兵占领香港，我家对面是个学校操场，每天都看到日本兵毒打抓来的中国人，残忍极了。我多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中国人不再受欺侮。

1949年我还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叫庄少萍的大哥哥 。他让我看了许多进步书报，尤其是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使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我知道当前最迫切的革命任务就是以武装斗争打倒蒋家王朝，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革命之火点亮了我的心，我向庄少萍提出要参加东江游击队，他说你家里同意吗？我说肯定是不同意的，我只能离家出走。他又说，游击队要行军打仗，会流血牺牲，生活非常艰苦，你受得了吗？我说我什麼都不怕，我能经得起任何考验。在庄少萍的帮助下，我终于在香港离家出走，成为粤赣湘边纵一支三团的一名游击战士，从此我追随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我的一生。

全国解放后我才知道，我的指路人共产党员庄少萍同志在厦门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党的地下机关掩护同志而被捕，特务头子毛森把他绞死了。庄少萍的英名至今铭刻在厦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我终生忘不了庄少萍同志与我分手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革命的行动口号，也是革命烈士生前对我的嘱托。我终生也没忘记向他作过的保证，要经得起革命对我的任何考验。我在到达革命队伍（东莞温塘武工队）那一刻，就把原名卢观颐改为卢冬，这“冬”字，就是我向党表达的决心，准备迎接像严冬一般的考验。

我扛着汉阳造七九步枪在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经受锻炼，从大岭山革命老区打到新区，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参加了解放东莞的入城式。1951年，经我多次请战，终于跨过鸭绿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65军195师的一名战士。领导上调我去当文工队员，我还闹过情绪，认为那就没有仗打了。但当我们穿插在临津江畔最前沿的坑道里为战士们演出时，对面就是敌人的阵地，我们这边敲锣打鼓，歌声嘹亮，敌方却死气沉沉。我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们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所打动，我主动编写出一些反映前线战斗生活，适合在阵地上演出的节目，受到战士们的欢迎，多次获奖。

1952年10月，志愿军总部为配合板门店谈判，部署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全战线各部队都选择面对的敌军一个支撑点，作好充分准备后，全线同时出击，一举攻占之或反复争夺而占之。敌人失去支撑点，必被迫全线后退，这就是我军有了稳固的坑道阵地之后的新战术。我195师的进攻目标选定在离板门店南十公里的86.9高地，此时首长交给我一个特别任务:我可以采访各级主攻单位和突击队，要写出一个反映这次战斗过程和英雄人物的表演节目，在庆功会上演出。我下到主攻的584团,看到了各营连排班都争当突击队的请战热潮。战士们勇当先锋，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计献策争当诸葛亮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我心灵震撼深受教育。1952年10月2日晚战斗打响，一举全歼守敌。并击退敌反扑数十次，达到了反复争夺，巩固占领敌阵地的目的。我就在突击队的出发点欢送战友们出发，并在战地包扎所迎候英雄们归来。我以坑道里最能表现战斗的文艺形式，写出了山东快书《夜战八六点九》，受到广大战友热烈欢迎和首长的肯定，并在1953年3月开城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得优秀创作二等奖，得到军首长的接见（留有照片）。我获得的不仅是荣誉，而是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中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可以打败所谓的世界头号强敌，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教训了侵略者。

1953年初我因患肺病离开朝鲜转业广州，成了广州市工商联的一名干部。三年间，我参加了建国后过渡时期三大改造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参加了1956年6月在越秀山体育场庆祝对广州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大会。我亲身体会到广州 市是如何由解放前的一个消费性城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向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转变的历程。
为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1953年至1957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在公有制经济已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动员有条件的干部投考大学，这是为以后的五年计划作好大量的人才准备。我想自己当年参军，是响应党提出的打倒蒋家王朝的号召，我高中学业都没完成。现在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就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建设祖国，我必须响应。我参加1956年大学统考，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五年，并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的岗位。

从参加革命后，我就有一个愿望，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我离家出走就是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就是要党领导我干一辈子革命，我希望能站在先锋战士的队列中。但由于我是从香港跑回来的，我的第一证明人庄少萍同志已牺牲，我与他的相识又十分偶然，加上我的家族绝大多数人都在美国，加拿大，我是祖父以下唯一留在国内的男孙。我所在的单位虽然都曾为我作过调查，但尚未有结论。 1965年的四清运动对我作了非常详细的调查，运动结束时，对我下的结论是：历史清楚，一贯工作热情，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组织上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的要求就是请吸收我加入共产党。我被列为党的发展对象，还被评为1965年度南宁市的先进工作者。

可是很快就掀起了“文革”风暴，我又被造反派打成“混进革命队伍，混入朝鲜前线的美蒋特务”，我蹲了整整十年的牛棚。对这漫长的十年岁月，我当然感到很委屈，但内心还是平静的，这是出于我对党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我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地坚持真理，也一定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地修正错误。最终还是党为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得到平反后，我再一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在参加革命36年后，即1985年8月16日，我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实现了我追求了几十年的政治理想。

第二年，我获得到美国和加拿大探亲的机会，见到了自我离家出走后三十多年没见面的老父亲。他很高兴，他说：“除你一人外，你所有的兄弟（包括堂兄弟）都在这边，你不要回去了，就留在我身边吧”。我很理解父亲的心情，但想到我是个共产党员，要有党性的自我要求，我的岗位应该在祖国。我还是告辞老父和所有亲人如期返国。

人生苦短，转眼就到了离休之年，我还要尽所能去发挥余热，任过离休支部书记，当过关工委委员，还两次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当然，有人认为如果我当年不离家出走，或者“迷途知返”，我的一生会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会没那么多的磨难与挫折。但是，我认为我这样的一生，是非常难得和很幸福的。难得的是我能够跟了共产党一辈子，与祖国和人民同命运。要夺取政权保家卫国，我扛起了枪。要进行三大改造，我站上了岗。要向科学进军，我进了大学堂。当国家与人民遭受浩劫，我也蹲了牛棚。
我感到幸福的是，能够亲眼看到新旧两个中国，看到我们中国人从蒙受国耻到发扬国威，从被称为东亚病夫到赢得奥运会金牌世界第一，我真感到有如亲历时空的隧道。现在当讲到取得辉煌成就时，人们都说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我很清楚这是来之多么不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拼搏出来的。我们在党领导下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上留下我们努力创作的成绩，即使非常微小，也集成流传千秋的大业。 我这辈子能有此机会，是感到幸福的。
九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刹那间，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还在青春年少，党还将领导全民族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大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永记先烈遗志：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版权归卢冬本人所有。未经他的书面允许，不得转载。）

爸爸的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