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〇年在九湖过年

什么是“三年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样子，用智能手机的一代人大概是不知道的。

燕南 写于 2003年9月23日，修改于2017年1月15日

人在美国，特别在华人很少的俄勒冈州Salem市，春节只是央视四台的事，或国内亲友的事。回到家乡，离春节还有十天就闻到年味。“京东”网购物，商家们已经在声明何时物流会暂停。出门办事或亲友来访，全部以春节为时间轴。现在物质丰富，天天都可以过年，但五十七年前在九湖的那个难得的过年，永远铭纪心中。

我1959年9月考进福建省师范学院外语系。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因为觉得才离家不久，舍不得花路费，就留在学校过年。第二个春节，即1960年春节，我和同学林璨琦商定坐五块多的慢车回去。当时火车慢车比快车省一半的钱，但一路逢站必停，上下客。到鹰潭还要等五个小时转车，总共花了十八个小时。到漳州时，我全身上下是煤灰，而且没钱付从市区到淇塘的一毛五分钱自行车车资。载我的农民同意先载人后付钱。到了淇塘，天已黑了。弟弟正好在门口劈木炭，看到我喜出望外，说妈妈正哭呢。妈妈见到我破涕为笑，赶忙掏钱给载我的农民车夫，还多给了几角钱。那天晚上，我和弟弟提着煤油灯巡视了营业所的各个门户才敢去睡，因为那些门户和墙壁不是木制砖沏，而全是竹蔑编的。             

这营业所的全名是九湖供销社淇塘营业所。淇塘是九湖公社所在地，离漳州约五里路。妈妈在九湖供销社的淇塘营业所当售货员。过年的时候，营业所关门，大家都要回家过年。营业所领导给妈妈两斤肉票和十五块人民币，让妈妈留下守店。弟弟那时在漳州一中读初中。

什么是“三年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样子，用智能手机的一代人大概是不知道的。那是所谓“三面红旗”的产物。 物资奇缺，样样要票证。记得妈妈写信说海澄姨丈叫我从福州买一把木柄螺丝刀。他那个时候靠自行车载客谋生，螺丝刀是最基本的工具，在石码和漳州却买不到。海澄姨丈到九湖看我们时，还问我能不能买到火柴。当时的火柴很便宜，一盒才两分钱，就是市面上买不到。我送他走时，顺便进营业所买了一包（十盒) 火柴给他。过后，营业所的人向妈妈抱怨，说我买了火柴不该不遮不掩拿出门，因为那东西本来是凭票供应的，给人家看到不好。还有一个远亲，托妈妈买到一个双铃闹钟，感激得很，硬是要另外给妈妈四块钱。

不过，那个春节我们是过得相对充裕的。弟弟的户口在漳州，有一份“副食品”供应票证。我凭福州学校开的证明，也拿到一份“副食品”供应票证。我和弟弟在漳州市的几个副食品商店和鱼市场排了一上午队，买到了腊肠皮蛋和湿沥沥的冻鱼。妈妈认识的一个公社驻队干部，还给我们开了一张条，让我骑车去十里外一个生产队，找队长开仓买了一堆留种用的小甘蔗。妈妈、弟弟和我还一辆自行车三个人到九湖的新塘去吃了一次猪血。在那时，那可也是难得的美味。

过了春节要回福州了。一个小小的藤箱里，放着我要带回学校的东西，好几个宽口玻璃瓶，装着腌制的食品。我还带了一瓶在福州买不到的浆糊。妈妈想给我炒些饭带着坐火车时吃，却没东西当菜。弟弟拿着弹弓出门转了一圈，竟然打回一头小鸟来应急。离开那一天，四点醒来就看见妈妈在开炉点火了。我们那时住在一个大队间，用的是烧草的大灶。为了去火车站，借来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前杆坐着弟弟，后座一旁的下方挂着我的行李。我蹬上车踩动后，妈妈再跳上后座。可是，试了几次，妈妈一上车，车就倒了。妈妈就叫我载着弟弟和行李先去火车站，她会走路去。终于，过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就要上车前，妈妈也赶到了。亮晶晶的汗珠，挂在她的头发上。当我想要为她抹去汗水时，我看到妈妈的双鬓已经出现白发了。后来，弟弟写信说，那天从火车站回去，他终于学会蹬车载妈妈。那一年，弟弟十三岁。

从我们的爸爸1949年为新中国献身后，我们孤儿寡母已经度过了十一个艰辛但温馨的春节了。艰辛是因为政府没有给我们未成年子女一分钱补助。温馨是因为我们母子三人能够相依为命，特别在春节这种应该温馨温暖的传统节日。  

           
注释：
 “三面红旗”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统称。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64年之后，“三面红旗”的提法逐渐减少，1979年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运动正式做出基本否定的评价之后，停止了“三面红旗”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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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厦门鹭客社删减版：龙海记忆：在九湖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