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爸爸的相认识，相交往是非常偶然的甚至非常传奇性的。我那时只有十六岁，本来在广州市立一中读高中一年级，由于解放战争逼近南方，学校停课，我到香港去补习英文,住在四婶家。平时每天晚饭后，我都和从广州同去香港的两位同学（姐弟俩）一同走路到九龙尖沙咀一所学校（玫瑰英文补习学校）去上课。放学后三人一起走路回家。那大概是1949年4月中的一晚，我两位同学中的姐姐病了，弟弟要照顾姐姐，都不去上课了。我只好自己一人去，晚上九点多钟上完课，我不愿意像平时那样还走弥敦道回家，因为路是很远的，三个人有说有笑才不觉得远。我决定从九龙尖沙咀乘天星横渡小轮船到香港的中环，再从那里转乘到深水埗的渡轮，那样我可少走许多路就回到家的。香港的中环晚上是很热闹的地方，我也想过去看一眼。

当我乘渡轮到达香港码头时， 天正下着阵雨，这种阵雨刚下很大，很快就会停的。码头有候船室，我就进去。里边有个卖报摊，摆着各地方的报纸，其中有北方已解放的城市出版的报纸。我在广州是看不到这些报纸的，出于好奇我买了一份好像是石家庄的报，就随便找了一个空位坐下读报。总之因下雨，候船室里坐满着人，我是毫不在意别人的，只顾看自己的报纸。我还记得张那报里边写到有该城市解放后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出现的各种新气象。特别是工人大众的活动。我正在看报，坐在我左边的人也在看我手中的报吧，没想到他突然用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对我说起话来：“你觉得这报纸里讲得怎样呀？”我这时才注意到这个人穿一件白衬衣，一条深色的长西裤，神态是很和蔼的。我也用普通话回答：“谁都说自己好，国民党好不好我是知道了，共产党怎样我还没看到。”他说：“你的国语说得很好，你不是本地人吧？”我告诉他，我就是本地人，读小学时，是国语教学的，而且我们家到过北方，我就是在天津出生的。我把在广州读高中，现在补习英文的近况也告诉了他。他问：“你喜欢看书吗？”我说我是很喜欢看书的。他就告诉我，他是福建省厦门人，是个船员，是走香港到上海这条航线的。现在上海有战事，船去不了，他失业逗留在香港。他有许多书报，他平时就自己看书，到礼拜天，就有很多青年到他那里去游泳。他叫我也到他处看看书。我当即拿出小本请他把地址给我，他写的名字是宗守诚，地址是香港干诺道中多少号的一商铺名。他看雨已停，他说有事情就匆匆走了。

以上就是我与你爸爸的第一次见面，如果就这样子，我未必会去找他，因为我是个在校中学生，没有与社会接触过，他总是比我年长好多，有点距离，而且我在正努力攻读英文，又有同伴在一起学习游玩呢。当我也站起来打算离开时，没想到原来坐在我右侧的人站起来就拉住我，说有事想对我说。我就坐下来听他讲。这人说：刚才听到你和与那位先生的谈话，知道你是本地人又能讲国语，他有困难想得到我的帮助。他告诉我，他名字叫郭剑豪，河南开封人，父亲是医生在当地行医，他在四川读成都大学。当国民政府号召青年从军抗日，他报了名，编入了新一军，并随军到了缅甸，他受训是发报的通讯兵。他说他当兵的本意是打日本，但没有打过仗，战争就结束了。新一军由缅甸回国，又经香港坐美国军舰到北方去打内战。他不愿打这种战争，经他父亲朋友的帮助，在去香港前在广州开小差，在广州的一间银行里当经济信息的报务员。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广州各行各业人浮于事，各单位都大量裁员。被裁的有一定的遣散费。他想得这笔钱作路费回河南开封他父亲那里，就接受了遣散。谁想到当他北上到武汉时，正遇解放军攻城国民党军败退的真空混乱时期，他的钱财物件都被抢劫一空。前面仍是打仗，他不敢往前走，只好又回到广州。职务已被裁积蓄又被抢，无以为生了。从报纸上得知，香港正招聘警察，是要山东籍人。他想自己是河南人，何不冒充去考呢。于是他来到香港,没想到他的河南口音被听出,考不上警察,而且身上的钱在体格检查时也被偷走了,现在走投无路,蹲在码头。他求我为他找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不饿死。我听了很同情他，不忍心拒绝，但也告诉他我只是个学生，只能为他问一问。我把我的地址也写给了他。

码头这一幕是多么的偶然呀，如果那天我的那位同学不得病，如果她弟弟与我一同上学，如果我不乘船，如果天不下阵雨，如果我没看那解放区的报纸，如果你的爸爸不坐在我的身旁，如果他没给我留下地址，那么，我这一辈子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情况了！本来我不想谈郭剑豪这个人的情况，因为他与你们爸爸没什么关系，甚至你们爸爸都没见过这个人。而且他的经历也只是他对我所讲的。但不讲他就很难讲清楚我是怎样能会与你们爸爸相交的。

附上一张我1949年的照片，我与你们爸爸相遇时，就是这么大的年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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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见“宗大哥”